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尽管此行曲折艰险，但张骞虽死不改其志，终于成功开辟了连接汉帝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两百多年后，甘英奉上司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尽管没能到达罗马帝国的都城，但甘英的这次出使将同时期最伟大的两个帝国联系在了一起，仍然意义非凡。

到了明代，明成祖朱棣曾多次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在数次航行的过程中，郑和不但造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大明王朝的威名远播海外，还曾到达了遥远的东非与红海沿岸一带。相比于上述这些官方组织的出使，我国唐代有一人竟然是在战败被俘后因祸得福成为了首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他便是杜环。在游历西亚、北非多年后，他终于归国并撰写了游记《经行记》，可惜此书如今已然佚失。

唐朝中期，杜环生于京兆，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一带。作为名门望族“京兆杜氏”的子弟，杜环的同族包括了唐朝初年的著名宰相杜如晦，他的游记《经行记》也是多亏了唐德宗年间官拜宰相的族父杜佑在其代表作《通典》中转载才得以保留了一部分内容为今人所知。总之，出身不凡的杜环顺利加入了唐军，并于天宝十年（751）参加了那场大名鼎鼎的“怛罗斯之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所谓“怛罗斯之战”，指的是唐帝国安西都护府军队与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城，也就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一带进行的一场遭遇战。作为当时东亚、西亚的霸主，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都拥有强大的国力与战斗力强劲的军队，但此前因为相距甚远一直没能进行大规模较量。于是，这场怛罗斯之战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此战当中，唐军的指挥官是高句丽贵族出身的大将高仙芝，他率领唐军原本与大食军势均力敌，但双方相持阶段，唐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反叛，并与大食军队一同攻击唐军。战场的天平失衡后，高仙芝很快溃败，尽管最终逃出生天，但身边只剩下了千余人。此战过后，高仙芝被罢免了原本的安西四镇节度使职务。

正是在唐军溃败的过程中，杜环不慎被俘，所幸他不但没有-***遇害，还被带到了西亚，且获得了一般俘虏所没有的自由。根据《通典》中对于杜环《经行记》的引述，来到西亚的杜环见识到了许多同大唐迥异的风俗。举例来说，他先是来到了大食国的都城“亚俱罗”，也就是如今伊拉克巴格达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一带。

在这里，“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这显然说的是西亚诸国受伊斯兰教影响，强迫女子遮面缠头巾的习俗。此外，杜环还记载了诸如“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等当地的宗教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人对中国人，或者说是唐朝人并不陌生，杜环在城中便遇到了来自京兆、河东等地的金银工匠、画匠、纺织工人等。可以想见，正是这些工匠将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传播到了西亚，乃至于非洲和欧洲。接下来，杜环又来到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圣地耶路撒冷，并从这里出发向南进入非洲。

根据残存部分可知，杜环的旅程经过了如今的埃及、苏丹、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四处游历，杜环终于得到启程回国的机会，他从非洲东部的马萨瓦港出发，先是前往了波斯湾，随后在那里乘商船到达广州，当时已是大概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尽管如今残存下来的《经行记》只剩下一千五百余字，但其中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其中不但包含上述旅行见闻，还有杜环对于行经之处特色物产、社会事件、气候风景、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描写。由此看来，完整的《经行记》想必拥有更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其不幸佚失，实在令人惋惜。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杜环的经历可谓十分传奇。战败被俘后却得到优待，并因祸得福游历西亚、北非多年的杜环成为了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人，也为当时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提供了关于生活在世界另一端人们的珍贵资料。